文|凯风

一批经济强县，正在崛起。

01

严控大城市扩张 VS 推进县域经济

中国新一轮的城镇化战略正在悄然转向。

今年以来，国家层面出台多份文件，要求超大特大城市瘦身健体，严控省会城市规模无序扩张，严控撤县建市设区。

与此同时，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正在成为新一轮区域政策的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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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盛行了数十年的大城市化模式或将终结，县域经济继1980年代之后，迎来第二次前所未有的崛起机遇。

县域经济为何突然变得如此重要了？

一方面，超大特大城市的扩张基本到了极限。

我国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多达17个，500万以上的城市更是多达91个，人口大市之多，位居世界首位。

如果以更为严格的城区人口来看，我国超大特大城市共有21个，加上普通大城市合计106个，同样位居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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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疫三年，暴露出超大特大城市的治理短板。过大的人口规模、过高的人口密度、频繁的人口流动，导致大城市难以有效应付诸如疫情等意外事件的冲击。

同时，全国人口大盘趋于见顶，负增长为时不远。

在人口正增长时代，抢人大战可谓来者有份，唯一的区别在于谁能抢到高学历人才；如今，人口竞争早已走向零和博弈模式，大城市“赢者通吃”的虹吸效应愈发突出，再过度发展大城市，显然不利于均衡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从外贸驱动到投资驱动再到消费驱动，亟待寻找新的增长极，县域经济的重要性开始凸显。

在全国，共有106个大城市，但县城却有1800多个，这些县城集聚了6成以上的户籍人口，创造了近40%的GDP总量，在扩大内需的新时代背景下可谓举足轻重。

一般而言，城镇化率在30-70%为加速阶段，超过70%即进入成熟阶段。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64.72%，大城市普遍已经超过70%，深圳等地更是超过90%。

与之对比，我国县域的城镇化率不到40%，低于平均水平，更远低于大城市，还有相对较大的增量发展空间。

所以，做大县域经济，不仅有均衡区域发展的布局，更有培育新增长极的现实考虑。

02

中国县城，迎来“二次创业”

中国县城，正在开启“二次创业”浪潮。

之所以说是“二次创业”，是因为在30-40年前，县域经济曾经一度引领发展潮流，以珠江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为代表的县域经济可谓风生水起。

上世纪80年代，得益于改革开放释放的政策红利，借助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县城趟出了一条自力更生的发展之路。

且不说如今许多中国500强企业就脱胎于当时的乡镇企业，当年风头强劲的广东四小虎（顺德、南海、东莞、中山），苏南的昆山、江阴、太仓，浙江的义乌、乐清，闽南的晋江、石狮等，无一不是强县（区）经济的佼佼者。

对此，经济学家张五常曾断言：以县际竞争为代表的地区间竞争，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

不过，县域经济的第一次创业浪潮，在90年代后期戛然而止。

这背后，固然有产权制度改革相对滞后带来的影响，但究其根底，在于“大城市化”成为发展主流，大量投资、资源、人才涌入省会及沿海经济强市，县城在整个城镇化及产业布局中，都不免面临被边缘化的尴尬。

这一局面，直到最近10多年来才得以改观。

除了来自国家层面基于均衡发展的重新定位之外，更重要的是数字经济崛起，为县城在改革红利之后带来了新的数字红利。

可以说，数字技术是最近20多年来，最接近平民化、平等化、平权化的技术普及。

作为世界数字经济第二大国，中国对数字基建可谓不遗余力。无论是北上广深，还是偏远的山区，互联网早已遍布每一处角落。

可资对比的是，中国用了40多年，才建立起覆盖全国的高速公路、高铁网络；但仅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大江南北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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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

基于此，2022年初，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宣布：

• 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全面建成。

一如传统时代的电网、铁路和公路等传统基础设施，让全国连成一体；互联网时代的数字技术，更进一步打破地缘、区位和行政级别带来的悬殊，消除了不同城市的信息鸿沟，让大中小城市回到同一竞争起点。

数字经济最显著的特征，当属互联网平权，而互联网平权进一步带动技术平权和消费平权。无论是电商还是直播，无论是扫码支付还是快递外卖，在县城与大城市可谓毫无差别。

这意味着，创业机会不再局限于大城市，在县城同样可以打开数字经济的巨大空间：无论是对传统制造产业的数字化改造，还是基于公众号、视频号、小程序、电商、直播等数字技术的创新创业，都将空间无限。

在这种景下，推进以县城为主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无疑将有更大的支撑。

03

从“小镇做题家”到“小镇创业家”

前有“小镇做题家”，后有“小镇创业家”。

前不久，“小镇做题家”因只会考试、背负走向大城市的宿命，一度引发重重争议。

作为普通人改变命运的主要方式，“小镇做题家”不但不应被嘲讽，理应看到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拼搏，更应看到在“做题家”背后，一个新的潮流正在形成。

这就是“小镇创业家”。当年拼命走出小县城的“做题家”们，正在纷纷回到家乡，将县城作为创业的主战场。从单项的输出人才到双向的人才流动，县域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活力。

“小镇创业家”的规模有多大？

来自农村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到2021年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累计达到1120万人，带动了4000多万人的就业。

这些来自“小镇创业家”的初创企业，多数都属于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的新业态，横跨从公众号、电商、直播等数字产业生态，到依托于产业互联网、数实融合的制造业等方方面面。

有人做起了农产品电商，有人做起来乡村直播，有人专注于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领域的内容创业，还有人在县城的传统制造业里开启了产业互联网的全新转型……

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付伟的分析，“小镇创业家”具有4个典型特征：

• 高学历、新生代、都市返乡、青睐数字经济。

这些小镇创业家，在县域经济的崛起中，扮演了产业链的组织者、协调者和对外连接者的角色，其作用不可忽视。

事实上，最早的一批“小镇创业家”早已硕果累累：最近几年，县城正在批量诞生IPO，成为资本市场最令人瞩目的事件。

• 据证券时报梳理，目前内地资本市场县域上市公司数量接近900家，约占总数的1/6。

虽然总量仍然无法与北上广深相匹比，但县域IPO的集中涌现，足以说明县域经济隐隐然有了独当一面的能力。

随着“小镇创业家”集中涌现，原本聚焦于大城市的社会资本和政府引导基金，也开始全面下沉，在县城挖掘新的投资机遇。

• 根据清科提供的数据，2022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区县级政府引导基金占比已达50.0%，同比增势显著。

没有什么比资金的用脚投票更有说服力，资本抢滩县域经济的背后意味着什么，可谓不言而喻。

04

平台企业，何以大显身手？

作为数字经济的有生力量，平台企业何以作为？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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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定调，既是肯定，也意味着更高的要求：平台企业要追求的不只是简单的做大做强，而要在区域发展、创业就业乃至国际博弈中发挥关键力量。

这些年，从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到数字化管理师、直播经纪人、全媒体运营师、农业经理人等，一系列新职业正在应运而生。

这些职业多数都属于数字经济及相关领域，带动的新就业数以千万计，成为疫情时期稳就业的最大亮点之一。

以大众最为熟知的微信为例，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课题组发布的报告，以微信公众号、小程序、视频号、微信支付、企业微信等共同构成的微信数字生态，在2021年衍生的就业收入机会达到4618万个，同比增长25.4%。

报告显示，公众号从业者、小程序从业者分别有65.7%、72.9%出生于县城、乡镇、农村区域，足见数字经济的平权力量所在。

在新职业层出不穷的同时，一些传统产业借助数字技术，完成了产业升级。

在中国最大的“煤城”鄂尔多斯，无数矿卡行驶在复杂的矿区中，将每年占全国1/6的煤炭，从危险的作业现场运输出去。

在过去，这个行业是典型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离不开大量司机。但由于危险系数较高，招工难一度成为常态。

如果按照传统的产业发展路径，增加人力、安全投入是唯一选择。

不过，在数字经济助力下，人力不再是问题，依托于全真互联技术，矿卡可实现无人驾驶和远程实时操控，危险的矿区在技术面前变得越来越可控。

这一技术突破来自于腾讯，依托的是其在全真互联领域的深厚技术储备：

• 在云计算、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申请公开数量双双位居全球第三，在区块链领域的中国专利申请和授权均排名第一，在AR/VR全球发明专利排行榜位列第二。

当然，“无人矿卡”只是数字技术助力传统产业升级的一个侧影。在数实融合的战场中，中国平台企业的世界级突破层出不穷。

数字技术的力量远不止于此。在县域经济的二次创业中，中国科技大厂正在推动数字技术的“上山下乡”。

大山里的优质农产品如何飞入大城市的寻常百姓家，小县城里的特色产业如何为更多人所熟知，小镇创业家如何把大城市里习以为常的数字工具移植到县城，如何让更多的小镇创业家留在家乡……

这一切，关乎的是数字技术的下沉，由腾讯与各地政府联合打造的“丰收好物计划”，正是科技大厂“上山下乡”的新尝试。

这一计划，不仅旨在通过视频号助农直播等数字经济新形态，带动县域的优质农产品“破圈”从而走向全国，更在于将数字化工具整合，通过品牌创新、人才培训、内容生产、广告营销、生态资源等全链路支持，为县城培育更多小镇创业家。

可见，平台企业在县域经济的崛起中大有作为，在引领发展中更能大显身手，这是责任，也是使命所在。

05

强县经济，正在崛起

县域经济，正在重回高光时刻。

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区域经济最为显著的现象，莫过于地级市及市辖区的全面扩张，以及县城的批量消失。

从2000年到2021年，全国地级市从259个增加到293个，市辖区从787个增加到977个，县及县级市则从2074个减少到18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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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城市扩张及县城收缩，县域经济在全国的经济比重，从改革开放之初的6成以上，降到2008年的38%，近几年有所回升，稳定在40%左右。

不过，形势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如今县域经济重获政策加持，加上严控撤县设市设区，县域经济正在触底反弹，一批百强县、千亿县脱颖而出，正在成为区域经济不容低估的力量。

根据赛迪顾问发布的2022年中国县域经济百强榜单，百强县以占全国不到2.0%的土地、7.0%的人口，创造了全国9.94%的GDP，以占全部县域不到3.0%的土地，11.0%的人口，创造了县域约四分之一的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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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43个千亿GDP县尤为耀眼，最高的昆山GDP总量超过4000亿元，与西部省会基本相当，一县可敌一省会，见证了县域经济的力量。

事实上，在千亿县、百强县之外，还有一批经济强县有望后来居上。

这背后，从制度红利到数字红利，从“大城市化”到县域城镇化，从沿海优先发展到全国均衡发展，从外贸驱动大国内大循环，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定位之变，为县域经济的再次崛起奠定强劲基础。

显然，占据全国9成以上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国6成以上户籍人口、创造了40%左右的GDP总量的县城，势必成为未来我国扩大内需、促进投资、培育新增长极的重要引擎。

县域经济的强势崛起，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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