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时代财经 作者：王莹岭

春节将近，湖南虽已入冬，但寒潮未至，温暖的阳光把天映得格外蓝。严杰在办公室里不断接到来自各地“找烟花”的电话，“你要加特林，我们厂没有了，但是可以帮你找。”“我们的货不多了，要匀一匀留给老客户。”……

严杰很久没有这么忙碌了。他今年36岁，目前是湖南省浏阳市一家规模中等的花炮厂厂长助理，从2011年进入花炮厂已十年有余，一路从质检员爬到了高管的位置。

近日，广东、山东、辽宁、福建等多地发布消息，宣布部分区域在特定时间段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禁燃令”的松绑也让浏阳的烟花市场突然火爆。

这让严杰所在的烟花厂有些措手不及，“我们没有预备那么多货，工人很多也阳了，开不了工。”但他告诉时代财经，他期待，回暖后的烟花市场能带动整个行业重回良性循环。

在浏阳，严杰只是众多烟花人的一个，但从业十余年，他也见证了浏阳花炮行业从极盛年代逐渐趋向缓步发展的过程。

对严杰来说，烟花很小，绚烂只有一瞬；烟花也很庞大，养育了一方水土、一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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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QQ接单，一单两百万

从浏阳市区向农村驶去，沿途纷至沓来的是一块块花炮广告牌，以及变成花炮厂的一个个低岗丘陵。

这里的山地富含硫矿，是制作火硝的重要原料，且境内以红壤为主，为优质的花炮原材料如杉木、楠竹、硫磺、红土等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世界烟花看浏阳”，湖南浏阳，这个置县1800年的千年古城，在烟花爆竹生产方面却已有1300余年历史，是烟花的发源地，名副其实的“中国烟花之乡”。

浏阳目前的年生产能力占全国的70%，可以说，在中国，每点燃10个花炮，就有7个来自浏阳。

据浏阳市鞭炮烟花产业发展中心，2021年浏阳市花炮产业集群实现总产值261.5亿元；2022年，全市花炮产业集群实现总产值301.5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花炮出口销售额超过60亿元，同比增长84.9%。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严杰家就已从事烟花行业。当时的烟花生产还是靠村子里的烟花作坊，村里人不是开作坊就是在别人家作坊打工，但小作坊没有统一的生产标准也缺乏有效的安全措施。

严杰家主要生产烟花纸筒，将厚纸板卷成直径约为3厘米、长约15厘米的圆筒，便于后续在其中填充火药，这是烟花生产中为数不多的没有安全隐患的工序。初中时期，到了暑假，严杰也会在家中帮忙，“一家人一天下来可以赚20元，一个月赚600元，在当时来说已经很不错了，一个学期的学费就不用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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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小作坊存活的光景不长，1998 年起，浏阳市政府取缔了上万家非法生产的手工作坊，要求家庭作坊搬到山上生产，远离城市和村庄。花炮产业经过多轮整合提升，开始从作坊式运营转为集团式发展。

严杰家所在的杨溪湖村，原本零星的家庭作坊在整合提升后变为了三家花炮厂。其中一家就是严杰目前所在的工作地。

2001年，严杰读到高二便辍学了，在浏阳附近的网吧、制包厂“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呆着。直到2009年他女儿出生，他才意识到，需要“干点正事”了。2011年，女儿两岁时，严杰在哥哥的引荐下进入了村里的豪东花炮厂。

那一年，严杰几乎赶上了烟花行业的辉煌时刻。

2012年之前的20年间，浏阳花炮产业经历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光速”腾飞。浏阳花炮产业产值从1992年的4亿元发展到2012 年277亿元，足足增长了70倍。截至2012年底，浏阳市共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1024家。当时，浏阳市140万人中，有40万人从事与烟花爆竹产业相关的工作。可以说，在当时的浏阳，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与烟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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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初入工厂，严杰做着质检的工作，负责检查最后出货环节的烟花质量。这个工作相对轻松，一天只需要6个小时，往往中午就能下班。这样的“神仙工作”干了半年，严杰拿到了18000元。

第二年，严杰升为车间主任，需要把关更多道工序，还需要根据订单量、交货时间来制定生产计划，给车间下达生产任务。那时，他的工资已升至六万一年。

也正是在进厂这一年，严杰迎来了自己至今印象深刻的“高光时刻”——独自拉到了大订单。

那时，网络联系还靠QQ，严杰把自己的QQ名改成“浏阳烟花”，加入了许多同行交流群。其中，一位来自安徽的客户一次性订了价值200万的订单，相当于20车烟花。按照工厂三天产两车的产能来算，严杰一次性替工厂落实了一个月的产量去处，“第一次成交的感觉特别好，后面就习以为常了。”

得益于此，严杰在第三年继续晋升，工资也水涨船高，拿到12万一年。

只要肯干，在烟花厂似乎不存在“内卷”。严杰说，把自己放在大城市或许是个很普通的人，但是在烟花厂里还成为了小领导，因为厂里几乎没有竞争，“我也算半个高中生，但很多村民都是小学生，100个人里面只有10个会用电脑，我自然而然就被注意到了。”

刚进厂的前几年，严杰的事业顺风顺水，没有丝毫的危机感。但谁也想不到，浏阳的整个烟花行业将面临一个长期的大危机。

禁燃之后，“用黄泥换美金”

多年来，浏阳烟花行业的命运，和一纸“禁燃令”牢牢捆绑。

媒体公开报道显示，1992年，出于对燃放安全和空气质量的考虑，广州首开禁放之先河；1993年，北京也跟随其后。由此开启了延续十余年、触达八百多个城市的烟花爆竹禁限放政策。

2013年后，烟花爆竹的禁限放扩大到全国范围，给了浏阳的花炮产业一记重击。2016年，上海市将禁放范围从内环扩大至外环，被网友称为“史上最严禁燃令”。

根据中国烟花爆竹协会官方网站，截至2018年1月底，全国共有803个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同比增加81%，其中直辖市3个，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同时，还有923个城市出台了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政策，同比增加21%，其中直辖市1个，即重庆。

据浏阳市鞭炮烟花产业发展中心数据，截至2022年6月，全国90%以上大中型城市中心区域和1000余家县域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烟花爆竹市场消费快速下滑，产业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

2015年之后，每年新增注册企业则呈断崖式下跌。到了2017年，经过产能优化和调整，浏阳有224家企业、74家工区申报退出，兼并重组生产企业81家，企业数量缩减到558家，比起2012年的1024家少了近一半。

严杰清楚地记得，“禁燃令”落实后，2013年至2014年间感到了明显的订单量下滑。

所幸，严杰所在的豪东花炮厂针对的安徽、福建等地还没有完全禁放，剩下的订单还能勉强维持，“完全禁放的河南和山西我们都没做，刚好避开了，但是有的厂子是主打这些地方，就非常被动。”

虽然没有完全失去市场，但剩下的市场“厮杀”变得更加剧烈了。“打个比方，有的厂一年做2000万的产值，有1000万销往河南，河南禁放后他就需要到别的地方去消化这1000万的空缺，到别人饭碗里去抢饭吃，这样的竞争导致利润越来越薄，货越来越不好卖。”严杰无奈地说道。

激烈的竞争下，更多的企业选择了“软退出”。根据《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规定，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需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3年，延期则需要申请办理延期手续，即俗称“换证”。由于对安全监管越来越严，发证门槛也越来越高，仅安全整改一年就要投入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许多企业本就经营不善、无力负担，只得在证件到期后选择停产。

在严杰看来，这是一轮行业的洗牌，“这样一来，蛋糕虽然小了，但是分蛋糕的人也少了，行业经历了一轮洗牌，剩下的人才能找到出路。”

2014年，严杰所在的豪东花炮厂尝试开拓出口业务，“想把步子迈开一点，鸡蛋总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吧。”

迈开这一步没有想象中难，“只要自己愿意做出口，浏阳有的是外贸代理公司，我们不用跟老外打交道，省去了中间环节。”

尝试外贸的第一年，豪东花炮厂的出口金额为200万，而整个厂的年产值能够达到3000万，出口额只有不到10%。此后几年，出口额稳定在工厂总产值的30%左右，慢慢地，出口市场成为烟花厂的“新大陆”。而疫情爆发后，由于海运不便，豪东花炮厂的出口额又回落到了20%左右。

严杰笑着说，行业内把烟花出口戏称为“黄泥换美金”，“因为烟花的底部是要用泥巴去封口的，是烟花的重要原料之一”，严杰指着道路两旁的山丘，“你看这些山上的黄泥巴，满山都是，因为做烟花，我们这里的黄泥都能换美金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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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东烟花厂是浏阳烟花出海的一个缩影，国外市场的“新大陆”给了这个产业一个大大的喘息空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20年来，中国烟花爆竹出口数量及金额呈螺旋式增长，2021年全国烟花、爆竹累计出口322901吨，金额累计8.05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19.2%和16.5%。其中，仅浏阳的出口销售额就有33.3亿元，占全国出口额的60%。亚洲、北美和许多西方国家是我国烟花爆竹产品主要的出口市场。

但是对严杰来说，做烟花出口也有着不一样的压力。

“每次老外客户来厂里看样品，都和考试一样，比做国内生意紧张多了。”严杰的紧张来自沟通的不顺畅以及国外客户的高要求，“他们一般都要回公司商讨，你第一时间不知道答案，也很难看出来，并且他们的要求会更严格，在药量、工艺、燃放时间、节奏上都会把控地更仔细。”

此外，国外的订单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其实国外也有禁放限放的政策，我们每天都很忐忑的，生怕政策随时会改变。”从事烟花行业多年，严杰形容自己为一根紧绷着的弦，“做这个行业本身就要注重生产环节的安全，弦时刻地绷着，万一订单出现变动或者没有生意，就更恼火了，有双重压力。”

烟花养育一方人

即使花炮行业有起有伏，但包括严杰在内的浏阳人，似乎都对这一行业有着不可磨灭的热爱。

作为技术门槛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花炮行业是解决当地就业的主要容器。民国时期就有这种说法：“闻昔日浏阳金刚白市上粟等处，平时不见乞丐，荒年绝少饥民，是皆爆业所赐也。”早在民国时期，浏阳从事花炮行业的就有30万人，有“十家九炮”之说。

包括严杰在内的多位浏阳人，曾不止一次地向时代财经记者强调，“花炮是富民产业，带动了这里的经济发展，养活了这里的人。”

严杰所在的豪东花炮厂，占地在400亩左右，共有员工100人左右，一栋栋工房依山而建，盘旋地占据了整座山坡，“这里的员工基本都是我们村子附近的人，一年下来我们要付几百万的工资，相当于都投给了这个村子。”

除了豪东花炮厂，村子里还有另外两家规模在200人左右的花炮厂，“三个厂子加起来，算上老人和小孩，一共能养活一个村2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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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杰的记忆里，得益于烟花，从小家里就没有太苦过，“虽然在农村，但是吃穿用度都还算没有脱离时代的，该骑自行车的时候有自行车，该骑摩托车的时候也买了摩托车。”

直到现在，烟花带来的红利也还一直存在，“我们厂100多个员工，有几十个人都在县城买房了，一家如果有两个劳动力，只要勤勤恳恳，一年卡上剩个10万块钱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花炮行业的吸纳，浏阳市的人口也几乎没有向外流失。

据《2021年浏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1年末，浏阳市公安户籍户数41.3万户，总人口为148万人，全市常住人口143.01万人，常住人口在长沙市排名第二。另据《浏阳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浏阳市常住人口为1429384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279469人相比，增加149915人，增长11.72%，年平均增长率为1.11%。

严杰说，“经常看电视看到春运的人背着个编织袋赶路回家，我都很感触，我们这里几乎没有这样的人，也几乎没有留守儿童、空巢老人。”

采访当日，严杰花炮厂的同事在县城买了新房，在农村老宅宴请宾客庆祝乔迁之喜，下午5点，严杰匆匆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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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家的农村老宅是一座两层小楼，在院子里和屋内客厅各摆了五张圆桌，桌上摆满了颇具特色的浏阳蒸菜。和严杰同坐一桌的人，都与烟花有关。除了自己厂里的老板和同事，还有做烟花包装材料生意的、做烟花包装印刷的、做烟花纸壳生意的，大家都以烟花为生，也因烟花而聚。

（文中采访对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