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周刊 作者 | 理森

编者按

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人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但在1990年中国证券市场创立之初，第一批参与者就用所学的海外理念，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施展拳脚，有的现在仍活跃着，有的则选择了退隐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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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涵就是第一批建设者之一，他曾参与筹备鹏华基金管理公司，担任总经理助理兼基金管理部总监。2005年辞职，做了独立投资人。在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投资之道 全球杰出华人投资者访谈录》这本书中，作者理森与张涵进行了一次深度对话，对于今天的A股市场和公募基金仍有借鉴意义。《红周刊》编辑后分上、中、下三篇和读者分享。本文原标题为《张涵 生活方式决定投资高度》，访谈时间是2011年底。

精彩摘要：

基金是个很好的学习的平台，每天一大堆人跟你讲，有一套投资研究流程，就好像从这头把猪赶进去，那头火腿肠生产出来。每个人就在这个流程里面。

少数投资人为什么做得好？第一他们有理想，第二在理想的感召下，他们会寻找到一种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跟他的性格、天性、理想，是完美结合的。

一直到2008年以前，相对回报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个时候都是只有绝对回报。因为A股是一个工具市场。
雪道越来越短了，雪越来越湿了，滚出来的雪球更大。就像苹果这个雪球，巨大。雪道很短，滚雪球的速度会更快。

公募基金vs.私募基金vs.自由投资者

理森：你2005年离开基金又成了非主流，可能你当时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你就更知道体制的局限性。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步了你的后尘。基金经理在2007年、2008年、2009年，现在还在不停地离开。造成了中国基金经理的平均从业年限只有可怜的不到3年了，这个在全球是很罕见的。

张涵：基金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人家经常问我，说你从基金公司出来以后，有什么体会？我开玩笑说，在基金公司的时候呢，就像跟团游。你每天早上，一定要8点半到办公室，8点50开晨会，每周有无数的例会，有无数的券商来路演，卖方把想法往你脑子里灌，有一大堆邮件会发到你的邮箱里。外面也在跟你讲，里面也在跟你讲。如果你坐在一个行政位置上，每天还有一大堆的东西要你签字，一大堆会要你参加。甚至还要你去讲话，有人会替你写讲话稿，但是如果你不满意，你就得自己写讲话稿。就跟我们参加旅游团出国游一样。

安排好了。至于你为什么要去看这个，你是不过脑的。你去跟团，叫“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到点拍照，回来什么都不知道”。

基金是个很好的学习的平台，每天一大堆人跟你讲，有一套投资研究流程，就好像从这头把猪赶进去，那头火腿肠生产出来。每个人就在这个流程里面。但是火腿肠生产出来了，是一个标准化的火腿肠，如果它一直在这个标准化的流程里，它就会遇到瓶颈，它的个性能够体现的东西非常之少。然后就是挑战弱化，刺激弱化，他的激情就会衰退。如果你整天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没有一个东西再刺激你，就会有暮气。

公募基金绝大部分人还处在跟团游的状态，也许少部分人进入了自助游的状态。

阳光私募跟团游的比例可能比公募少，但是很多人还是跟团游的这样一种方式。做私募主要是有了股权，利益多点。有些人到了私募以后，把整个公司做成了一个公募的模式。

理森：你目前的状态是个人专业投资者吧。

张涵：自己出来了以后，没有人管你了，就要自助游。你要自己安排自己。首先你早上可以迟一点起床，起来以后可以看看盘，然后拎个杆去打球。也可以把你每天要做的事都列明，弄得有规律。我自己总结，在基金公司的时候你是有组织有纪律，然后出来以后无组织了，绝大部分的私募其实都是无组织的，因为你自己可以管自己！别人安排你的很少。你“无组织”能不能有纪律？所以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无组织还能有纪律的话，我觉得他就过了一个坎儿。这才是真正的自助游。

理森：有人认为基金的暮气是因为没有股权？

张涵：也对，也不对，不完全。比如说1999年、2000年的基金，每天都是新的。没有流程，你要自己写流程。那时候卖方也没有那么强大，国内没有任何人可以让你学，都是跑到美国、欧洲去，跟那些资产管理公司学习。然后我们回来想，人家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流程，于是每天都在进步，这对你的刺激是很大的。你到了现在，看到身边都是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火腿肠，你很难觉得每天太阳都是新的。这种暮气，会互相传染。生命里面需要新鲜、刺激的东西，如果变成了流水线的作业，保持激情是很难的。就变成了《摩登时代》里面那个卓别林，“咔嚓咔嚓”地很机械。人变成一头猪，被从这个口赶进去，出来就成了一个火腿肠，年复一年，过个三四年，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大家都说公募面临着很多问题，把这个问题归结到“无恒产者，无恒心”，就是我没有股权，就没有积极性。我觉得这个东西说得不全对。你看上市公司，尤其一大堆创业板、中小板的上市公司的那些董事长、首席执行官，他们总是大股东吧？他们总是有股权吧？公司就是他们家的，作为一个基金公司，公司还不可能是你们家的，有股权激励你也是很少一部分，他们有恒心吗？没有。很多人就是说觉得自己有钱了，他们人性里面那点劣根性就暴露出来了。什么劣根性？想管我就管，不想管我就要找个职业经理人，让职业经理人管，他是两头占的。然后自己打球、玩，投到公司里的精力越来越少，人权、财权他又控制，很多公司就沦落到这一步，能做得好吗？

股权激励了，打一针兴奋剂，5年以后马上又会回到现在的状态。我觉得本质的东西，就是投资这个行当甚至绝大多数行当，真正能够做得好的，都是少数人，不可能整个行业都做得好。少数人为什么做得好？我觉得第一他们有理想，第二在理想的感召下，他们会寻找到一种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跟他的性格、天性、理想，是完美结合的。咱们就拿最熟的一个例子来举，巴菲特的例子。他就是选择一种非常简单的生活方式，他有那么多钱，但是他选择最适合他的生活方式。如果巴菲特也天天去打球，开私人飞机去玩，肯定作不好他的投资。他寻找到了一种非常简单的、适合他的生活方式。所以我觉得到了最后，甭管是公募、私募，甚至所有的东西的竞争，最后的竞争，能胜出者是一个生活方式的胜出。你选择让你最舒服的那个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武侠讲的所谓“人剑合一”，就是说你一定要把你的人跟你的生活方式，你的行当，你的理想，所有的这些东西都结合起来才行。所谓的这种自助游，你选择什么样的线路，你要去看一大堆书；我到哪个景点上，我对什么东西感兴趣，这就是你个性化的东西。而有人干脆就开个汽车，骑个自行车，就把这一路都兜了，然后我再看我要看的那些点，所以这就跟你跟团游完全不一样了。

绝对回报vs.相对回报

理森：你当初从公募出来时说过私募基金最重要的是绝对回报，经过几年，你如何再看这个问题？

张涵：我觉得绝对回报、相对回报首先是不矛盾的。这两者不是非此即彼，冰火不相容。它们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如果所有的绝对回报都没有了，那这个市场就不存在了。如果市场年年都下跌，你年年都跑赢市场，市场每年都跌5%，你每年都跌3%，你每年都跑赢市场，到了最后也都没有你了。相对回报为什么会成立？为什么会有相对回报？还是因为假设市场是长期上涨的。

市场长期上涨的根本动力是劳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财富在不断地被人创造出来。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隐含在后面的假设，而为什么会有相对回报这个东西出来呢，而且还会成为主流？就是因为这么多年，大家发现去追求所谓绝对回报，到了最后都没有跑赢去追求相对回报的人，所以相对回报才会成为主流。

理森：中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到目前为止相对回报跑不赢绝对回报？

张涵：这是阶段性的。中国证券市场一直是融资市场，可能到了今天，这个市场才有点成为市场自己本身的意义。市值已经足够大了，基本全流通了。它才不完全变成融资市场，一会儿又国企减困了，一会儿又地方募资了，我觉得它这个意义开始淡化了，成为市场的意义开始大了。

从这个角度就是说，相对回报开始有意义了。以前在变成融资市场的时候，相对回报没有意义所以一直到2008年以前，相对回报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个时候都是只有绝对回报。因为它是一个工具市场。我们今天去看全球，相对回报和绝对回报，我觉得它很有意思。我们为什么相信相对回报，我们现在看的所有的数据，基本都是要拿美国的数据来说的。而美国这100多年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别的国家都没有出现过，这么有创造力，能够如此长时期创造巨额财富，它的证券市场表现好是正常的。你去看肯尼亚股市，甚至你去看法国股市，都不会像美国这么好。它可能也就比跑赢通胀好一点。法国指数大概跟通胀基本打平，比通胀好的部分就是股息。我觉得我们的参照标的不对，老拿最好的比，我们去拿—不说肯尼亚—欧洲那些股市来比，这个相对回报就意义不大。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风险投资的兴起改变了整个证券市场投资的格局。风险投资兴起是什么？就是大家都往前，高风险那一段，就是往前移。结果导致前面那段风险高，收益高，后面上市后的这一段变得甜头不够大。就是劳动生产率尽管在不断提高，但它没有反映到证券市场上，它更多地反映在风险投资的回报上。这可能是在最近这10年美国股市有体现。以后我们的创业板，会在这些方面有很多的反映。就是劳动生产率是在提高，股票的总市值也在不断扩大，可是二级市场投资人没分到钱。这些东西都是新的变化。因为现在也没有人作具体的量化分析，所以你很难把对股指的影响，对市值的影响反映出来，但我觉得这些可能是挺重要的变化。

如果看整个指数的话，因为利润最高那端前移了，就是被PE那帮拿走了，所以整个指数以后的收益率肯定是下降的，但是资金成本长期肯定也是下降的。因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导致通缩，恶性通胀肯定不会来。但是整个指数化投资，我觉得太难挣钱了。经常一个公司好到经过检验能够进指数的时候，它已经OUT（出局）了，出这个雪道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业余投资人，我真是没有建议了；对于专业投资人来说，以后就要去找湿雪，我觉得这块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但是低收益率时代的来临，会给很多行业的生态带来变化。这个行业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收入，第一个，就是过去的高收益时代带来的高收费，还有一个，理财飞入寻常百姓家，整个理财规模迅速膨胀，所以导致了这个行业的利润率比较高，整个收入也比较高，成为一个金领行业。以后这个行业在低收益率时代的话，假如你一年总共给人家挣2%，你拿走了1%，这样不是太公平。

理森：基金公司单个都很大，又必须要投资，很容易讲相对回报；私募基金，会不会觉得不要考虑相对回报的事情？虽然也有同行压力。

张涵：刚有股票市场的时候，证券市场的标准其实是绝对回报；然后学国外，共同基金一开始就采取了相念在使用。

怎样结合，在基金公司的时候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其实这个就是你的宽度和深度。你研究的宽度和研究的深度，它们是矛盾的。如果你把2300家公司都研究了，你的宽度够了，但是你的深度肯定是不够的。所以你要根据你的能力，在宽度和深度里面去找平衡。就是你利用卖方的能力，还有利用你自己买方研究员的能力，还有你基金经理自己的能力。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大部分人，宽度也没有很宽，深度则更差。如果我能够研究100家公司，其中对10家公司很有信心，我买10个公司，每个公司都买10%，然后我就配置10个股票，一个组合。那没问题呀！现在问题是什么？就是他的宽度首先就不到，比如挖1米深的地方，他的宽度只有50家公司；能够挖到3米深的地方，他的宽度可能减成5个公司；能够挖到10米深的地方，一个也没有，那他就完全没有信心。那就会把整个组合变得很散乱，变成了所谓的类指数投资。有的公司设计产品，干脆就是一个指数投资，有的在我最有深度的地方增强。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的。比尔·米勒，他也管百亿美元的资金，人家就十几只股票，我觉得这个就是宽度、深度里面得找到平衡。

理森：你现在如何做绝对回报？

张涵：因为没有团队，所以很难具有宽度。我现在争取先去找一个雪道，然后争取在里面找到一个到两个标的，如果完全是自下而上的话，就是那种比如说像化工、医药，这种完全需要自下而上的行业，我觉得自己精力不够，很难透彻了解这样的公司，有的时候我就干脆放弃。我先听研究员的，跟我讲明白了，然后我见了这个首席执行官，觉得这个人是天生就要成功的人，我就再研究。巴菲特不是讲过吗，说盖茨就是卖汉堡也是世界首富。后来我在想，巴菲特其实是在讲他自己。他对商业的理解很透彻，无论卖可乐还是卖什么，他都是世界首富。所以他选湿雪的能力是很强的。我一直觉得，我要认为这个行业很好，但具体的东西很难懂的时候，我可能更重要的、更多的就去看一下首席执行官。就是说他是不是巴菲特，是不是卖汉堡也能成世界首富的那个人，我觉得这其实挺重要的。

生活方式决定投资高度

理森：你提过投资的生活方式决定论？

张涵：投资的目的真的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人是为了学习，拿点钱倒一倒，了解知识；还有人是为了解闷，天天做两次买卖，觉得身心舒服，如现在市场里的不少大爷大妈就是如此，他们没有仔细想过为什么要投资，仅仅是过过瘾罢了。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我作投资有一段时间，自认为这是我一生的职业，我就会喜欢做相关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为了追求结果，选择了很痛苦的过程，把跑上市公司和读年报看做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么，他不会在这个行当中做得长。在这个行当里如果待的时间够长，运气好一些，是能赚到钱的。我作投资十几年了，看到好多人赚了钱，其中有些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退出了，留下来的人大多觉得作投资很有乐趣，并愿意为之付出。听这些人聊天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们每个人都有些自己的东西，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方法，都有自己的乐趣，结果也不坏。

证券投资实际上是个体力活儿，一天到晚要看很多东西，还要跑上市公司，而怎么看怎么跑决定了投资人的成败。每天无数的研究报告、各种投资信息恨不得把邮箱挤爆，如何有效地读，读什么不读什么，读谁的不读谁的，就已经是很大的学问，能处理好这个，就已经是很有想法的投资人了。

读年报的感觉和看电视连续剧一样。现在年报、半年报、季报都有，年报、半年报是一定要读的，季报的可读性就非常差，套话非常多。严格地说，年报和半年报只是连续剧的梗概，一般我们还要添一些细节才能构成完整的故事。如果读得不够多，就不容易想出故事是怎样演绎的。如果一个人把2300多份上市公司的报告都读完，就不需要刻意追求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道理对他来说已经贯通了。

读了研究报告后，无数人会作出无数的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成长经历和性格的不同，会使每一个人最终找到适合他自己的投资方法。以我的性格，我不会赞成短线投机，也不会赞同永远的长线投资。许多人都标榜价值投资，言必称巴菲特和彼得·林奇。但我想明白，我不是巴菲特和彼得·林奇，我没有巴菲特超越世人的洞察力，也没有彼得·林奇的好身体和好精力，这些我都做不到，我只能做我自己。

巴菲特是一辈子就做一件事，他的生活和美国农民一样，喝可乐吃汉堡、住40多年前的老房子，没有其他爱好，一辈子就爱读年报。我现在读年报虽然觉得像看连续剧，但仍培养不出他的那种兴趣，其中的数字也没他记得那么牢，读了这么多年下来，很多数字还需要查找。巴菲特真正做到了心无旁骛。你的理念就是你的生活方式吗？

我的理念是每个人都应该要通过学习和实践寻找适合自己的方法；性格和方法要统一；我追求的投资境界是流畅，是宽度和深度的完美结合。

理森：你这5年做得非常好啊，我相信找你的人很多，发产品也是很容易，为什么现在还是会选择管理一些朋友客户、非公开的投资方式？

张涵：我觉得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如果那样的话，我又回到公募的生活方式去了。我觉得目前私募与公募没有本质的改变，他们是同一个市场生下来的孪生兄弟，可能只有在激励上有一点差别。产品就这么多，市场是同一个，你很难创造出很多更新的东西，投资限制也都差不多。所以他们的生活方式还都是一致的。你想寻找一个适合你自己的生活方式，你就不能再去用那种形式，用那种形式最后你的生活方式一定会回到那种生活方式里面。

投资的核心，还是理想加生活方式。如果这两个东西能坚持下来，最后一定能往前走，一定能走得远。如果没有这个理想加生活方式，走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上千根火腿肠中间的一个……没有任何的差异化。然后又回去比排名，又回去拉客户。最后干的都是你自己不喜欢的事，又会追着球跑。

我觉得流畅的投资就是说宽度、深度都要够，你宽度不够，就不可能很流畅。深度不够就是说你流畅的时候你也哆嗦，就变成追着球跑了。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从我现在这个角度来说，还是应该拓宽宽度，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觉得有一个团队是能够帮你拓宽宽度的，这个挺重要的。

理森：你说的是巴菲特滚雪球的例子？

张涵：从宏观角度讲，就是说你要到球要去的地方，而不要追着球跑。过去在中国作股票投资，就是你追着球跑也能挣着钱，所以大家都干这个活，追着球跑。可能到了2012年、2013年，在国内你追着球跑也挣不了钱了，可能还得到球要去的地方等它。我觉得我们可能又面临一个投资理念的重大转折。这个比我们2001～2005年所谓的价值投资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都学彼得·林奇，彼得·林奇就是追着球跑的典范。他极其用功，对每个事情都琢磨。用功到那个程度以后，他就不太容易赔钱，因为他腿脚足够快，平均一天恨不得要跑三个上市公司，读无数的报告，所有人迹罕至的地方，他全都到了。他跑得快，所以他追着球，我们也追着球跑，我们跑不过他，我觉得他是挺有代表的人物。

我觉得巴菲特对未来是有预见性的，他对商业模式的理解是个天才。他总在讲雪道要够长，要有湿雪，所谓的“湿雪”，他的理解就是好的公司，雪道够长，就是好的国家和好的行业！他的命也好，他在美国，而且他又是战后开始投资的。他的命好还体现在，他能够赚三道钱，他赶上了美国繁荣昌盛的发展，他还赶上了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中国人民都吃麦当劳、喝可口可乐，然后他又赶上了1989年的东欧解体，他那一招能够用三次。这个是很厉害的。最后全世界人民都喝可口可乐、吃麦当劳，太厉害了。他对自己足够了解，他的这种生活方式，他是那种所谓的“人剑合一”的典范。他脑子里面翻来覆去就在琢磨这一点事，然后他有足够的忍耐力和耐心，所以我觉得他的能力、他的天赋、他的性格，加上他的运气都是无与伦比的。我们大部分人看巴菲特，我觉得还是看到了他的皮毛。我觉得巴菲特这次年报上讲的这个话，讲得非常有意义，他说如果我还能再活50年，我一定会去投资科技股。所以你去看看美国现在前10大公司，6家是科技股。巴菲特命好的那部分，已经过去了。1986～1996年，可口可乐的市值增长最快，1996年到现在，没有增长。1986～1996年，中国人民和东欧人民都喝可口可乐了，然后1996年到现在，可口可乐毫无表现。以后在科技股上，雪道没那么长。雪更湿，融化也更快。

索罗斯挣钱，他是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他是从这个角度来挣钱的。就是说索罗斯理解这个世界运作的本质，所以他总是能预判很多东西的反应，他学哲学出身，对整个历史传统理解得非常透。为什么1992年他赌英镑的时候，他能赌赢？那个时刻他想的是什么？刚开始以为他只是敢赌。后来才知道，你去读完这些历史你就知道了，英国每每在世界关键时刻，总是明哲保身。它不去扛事情，没有那个民族性。所以赌它退出欧盟就特别对。结果他那次去跟日本折腾，赌日元他就赌输了，因为他不理解日本这个民族。德国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民族，这次欧元这个事情，我觉得对德国甚至对整个欧洲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欧元就是欧洲的未来，如果欧元解体了，欧洲就没有未来了。就是说创造了人类最灿烂文明的那一块地方，这次需要考验那帮政治家们的决断力，能不能忍受这个痛苦，把欧元给维持下去，可以开除出希腊，但是欧元一定要维持住，欧元绝对不能解体。欧元如果解体了，整个欧洲100年之内，我克尔应该有这个本事，有这个能力看到这一点，因为当年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合并，联邦德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结果刚看到很多好处，现在欧元合并的好处，德国享受了。现在这些不良后果需要它来扛住。如果这次把这些国家，如希腊，葡萄牙，把它们控制住，整个欧洲就会迎来新的未来。我自己对欧元还是充满着乐观，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非常伟大的创造，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东西。你想历史上这些国家恩恩怨怨，打得你死我活，恨不得永远处在战争中间，然后大家能够愿意推出一个欧元来，愿意朝着一个方向去努力，这个多难呀！没有理想能做到吗？所以我觉得欧元的推出是一个太有想象力的东西了。这个东西让你对人性都多了很多信念，所以它千万不能垮。

理森：大师自有非常之处，我们一般专业投资者如何能做到呢？

张涵：学习！因为雪道越来越短了，这个雪越来越湿了，其实你滚出来的雪球更大。就像苹果这个雪球，巨大。雪道很短，滚雪球的速度会更快。这个世界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巴菲特抱着一个东西，能够吃三遍，咱们抱一个东西可能只能吃半遍。世界越来越动荡，变化速度越来越快，成长和衰亡的速度都在加快。我们现在活一辈子可能相当于我们上一辈的人活三五辈子，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对你的学习能力和承受能力的要求就越来越高了。这些东西上我觉得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提高你的学习能力，学习你不懂的东西。

我们回头去看。看中国经济发展，最开始靠出口，那些出口的企业你说你抓住谁赚钱了吗？回头想一想是中集集团，中集集团是做箱子的，出口都用它的箱子，所以挣钱了。后来靠投资，投资什么东西赚钱了呢？现在回头看看，是三一重工，投资都要用混凝土，然后要买它的混凝土泵，要用工程机械。

那消费类什么公司赚钱了呢？就是说做平台的相对来说愉悦，像沃尔玛也是一个硕大的平台。我觉得白酒企业不是代表，苏宁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代表。我做这样一个大卖场一个平台，房地产发展了要买家电，然后消费升级了要买家电，反而最后做的家电企业可能挣钱没多少。其实想想，这些东西是有道理的，它们不是某一个产品，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平台。比如说淘宝要上市，淘宝将来一定会很好的，淘宝可能就会成了下一个平台的代表人物。新购物平台，是淘宝兴起，还是京东兴起，还是当当兴起？到时现在的苏宁、国美都是明日黄花，那个平台已经不行了。我觉得现在就是你要开始找雪道，但是谁是那块湿雪，那就得一个一个公司调研，看它内部能不能有那种能够迅速把雪凝起来的能力。因为“一将功成万骨枯”，尤其在互联网时代，赢家通吃，以后就是一家。

理森：只有一个平台。

张涵：第一名挣大钱，第二名就是盈亏平衡，第三名就没有了。以后就是这样，没有第三名。第二名大家是养着它，不要让第一名涨价。第二名存在，其实从商业上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我觉得这些东西，这些雪道是能够看得见的。

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今天还是小学生。因为投资整个领域变得越来越广阔，工具也越来越多。就像我懂的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地球上的一块小石子，我可能就懂这点东西。但是我觉得即使我就懂这一块小石子，我也希望我能够不断地回顾，来看看有哪些东西我不懂，或者说哪些东西我在不断地懂得比以前多一点点。我觉得市场里面水平高的人真是无数，但是我觉得真正核心的东西是，你要寻找到一种好的生活方式，然后再不断学习和进步。这个行当是一个能够做到老的行当，是一个不用谈退休的行当。所以我觉得它能够不断激发你的这种潜能，你智力上的潜能，然后让你能够对这个世界不断有新的认识。我觉得这是这个行业比较好的东西。可能不用像做实业，会经常面对绝望，我们这个行业也会面对绝望，但不会像实业不断地面对绝望。

生活方式决定企业家高度

理森：你刚才讲到投资者的生活方式决定投资高度，最终还是要找到雪道和湿雪，投企业。你在商学院读书，投资有20年的时间了，怎么来看中国这一代的企业家？

张涵：中国这代企业家其实跟我们一样，都是命好。我觉得第一是命好，第二他们都能够忍耐，忍耐这种短期内的痛苦，然后能坚持下来。人不在于他艰难困苦的时候怎么样，而在于他好了以后，他还能不能明白。我觉得国内企业家现在大部分人的毛病就是老想去在木板最薄的地方打眼，比如说像房地产。结果呢？这个东西害处是很大的。真正好的企业家其实也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就是你每天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有多少？你脑子里琢磨的时间有多少？很多人到了最后都跟我们一样，变成了投资家，那他的本业不可能做得好。现在竞争这么激烈，光靠变成投资家，你的主业是做不好的。

他们指望通过一个职业经理人来执行。

职业经理人管管流程是没问题，但是你指望职业经理人给你作出重大决策来决定战略和方向，这不是痴心妄想吗？然后你指望一个星期打三四场球，同时还能够琢磨好这些战略，也是痴心妄想。你得每天学习学习再学习，然后才能懂一点点东西，要定这么大的战略，你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明白的。

商学院迎合了老板们的这些想法，这是商学院大行其道的一个原因。工作交给下面人干，你就敲敲边鼓、作作决策。这迎合了无数老板的想法，制度做好了，就是百年老店了。这其实是很大很大的误导，如果你不能因时而变，跟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大领导如果不学习，不能够跟上这个变化，每天就是希望打球、晒太阳，会见电影明星，这个团队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有战斗力的团队呢？

理森：你欣赏什么企业家，或愿意投资什么样的企业家？

张涵：偏执狂类型的企业家。我觉得任正非就是，很多年前就出了华为基本法，决定了华为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华为这样一个企业没去干房地产，有所为才能有所不为，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不是说干房地产挣钱，我就要去做，先把自己框住，我就干这个，我就是一个电讯设备的提供商，这个基本法它就定得特别好，然后它就在这个行业里面不断地做，不断地做。去年是世界老二，今年或者明年就世界老大了。我觉得这是中国企业需要学习的方向。像王传福，他总在琢磨下一个方向。所以他做了电池，又琢磨去做汽车，做了汽车他又去做太阳能，但是他没有把自己这个汽车业做好。企业资源都是有限的。

平安的马明哲、万科的王石也是很偏执的，他们认准这条路之后，就一直很偏执地走下来了。优秀的企业家这个特点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每个企业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这个有限不仅是钱，更多的是管理能力。管理能力不够的话，你去开发这么多东西，最后是有问题的。他们的生活方式我都很赞赏，没有去整天打球，工作还是生命的第一需要，我觉得这是所有成功企业家必备的特质。就是你一定要选择把工作放第一位的企业家。王石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树立了一种生活方式，这贡献大于他把万科管得多么好。

美国主要的创新，大部分都是来自企业本身的创新，而不是国家搞个实验室，搞个什么大学里面有个什么样的创新。企业家为商业利益，进行科研投入带动创新。从我们投资者来说，如果能够识别到这样的企业，那你就能够很好地找到湿雪。

（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不代表《红周刊》立场，提及个股仅为举例分析，不做买卖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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