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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仗才刚开始”

文 | 朱丽琨 曾诗雅 朱凯麟 实习生张志浩

编辑 | 钱杨

“就像跷跷板，一端抬起来，一端沉下去”

医生裴浩东三年来最后一天核酸检测工作结束了。12 月 3 日，他所在的浙江县城里还在大规模核酸采样，那天上午，他捏着棉拭子捅了 1200 多个人的喉咙。这位普内科医生过去三年不仅要查房坐诊，还要抽时间采核酸，配合保障疫苗接种，以及去方舱轮值。在这间医疗资源并不十分充沛的医院里，很多医生都像他一样，在几个角色之间转换。

第二天，浙江省疫情优化政策落地，一夜之间，小区里、高速上的核酸点都撤除了。“那我们医院里面怎么办？” 裴浩东问一位院领导，对方当时回答 “我也不知道”。

三天后的 12 月 7 日，“新十条” 政策落地。

12 月 8 日，更具体的政策来了，裴浩东过去支援的方舱医院变成了 “亚定点救治医院”，并要求每个科室除了最小单位的留守（1 名科主任、3 名医师值班）外，其他医师全部前去支援，迎接即将爆发的大规模感染。裴浩东去轮值的同事发来信息说，“整个方舱 1000 多张床位，就只有 7、8 个病人”。

“就像跷跷板，一端抬起来，一端沉下去。” 裴浩东如此形容后来发生的变化。

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郑源很快发现，城市地铁里、电梯里、商务楼的大屏幕上循环播放着 “普通人感染新冠后如何处理” 的宣教视频。在他的医院里，会议一个接一个地召开，最新的文件接踵而来，要求医护人员学习。每周一次的视频大会主题变成了学习 “新冠后时代的预案”，关于新冠肺炎诊疗指南已经从 2020 年第一版更迭到了现在的第九版。

12 月中旬，武汉一间方舱医院第一次有核酸阳性患者提前出院，医生查房时告知患者，可以自愿回家隔离，多数患者选择回家。

过去一周，不少医院的各科主任都在利用下班时间对大众直播答疑，内容是不同科患者感染新冠的处理方法。一位医生说，“每天开会内容都在变，跟不太上”，但他领会了关键：“不管你阳性、阴性，什么病都要接。” 这是 12 月 9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提出的新要求。

全国医院对 “院感” 的态度转变了。各级医院以最快速度为接收阳性患者作准备——以他们力所能及的方式。在急诊、发热门诊等重点部门，要求医用外科口罩升级为 N95 口罩。这是理论上的，实际情况取决于医院物资充裕程度。天津一家三甲医院已经出现医院内感染，他们优先保供临床人员的 N95 口罩，行政人员从自由申领改为一周领一个。

多家医院提出 “优先发热门诊” 策略，上述天津三甲医院将肠道门诊部分诊区转成发热门诊，因为肠道门诊的特殊性符合 “三区两通道”（污染区、潜在污染区、清洁区的病人通道、医护人员通道）互不交叉；一家浙江的社区医院在 13 日接到通知，不再强制要求发热门诊必须达到 “三区两通道” 标准。

各级医院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阳性病区”。上述天津三甲医院一天收治五六十位阳性患者，派出内科、外科各一名医生在一个单间坐诊，如果两人感染，就再从其他科室抽调人替换。而海南的一家三甲妇产医院，还未迎来高峰期。有时，一天仅收治 2 名阳性患者，医生只在有患者进入时，穿好防护服走过来医治。

各地高峰期预计时间不一，各级医院的准备情况也有差别。郑源所在的上海三甲医院在 2021 年就建起感染楼，由一条类似登机廊的专属通道和主楼连接。政策放开第一周，郑源参与转运了一位肠穿孔的阳性患者，从患者核酸结果出来到把他安置在感染楼，总共只耗时 15 分钟。郑源是少见的在采访中态度相对乐观的医护人员。

有些医院的准备从政策落地才开始。在海南那家三甲妇产医院，12 月 10 日上午开会决定将儿科门诊转为阳性门诊，下午就规划好动线。医院建筑结构不支持在阳性门诊外设立医护人员脱防护装备的一脱区、二脱区，就由一片露天通风的过道代替。12 日，阳性门诊一边试运行一边优化流程。这家医院院感科医生赵蕾说，路边指示牌一开始是一张塑封了的 A4 纸，几小时后喷绘指示牌就立上了。客服部挨个打电话告知预约儿科的病患家属最新的就诊路线。13 日医院发公众号告知发热门诊开启，同时将病区 1/3 作为阳性病房，设置专属转运电梯。

很多医院从各科室抽调医生支援发热门诊、急诊。有医院准备实行或者已经在实行 “阳管阳”——由临床医生判断，感染后无症状的医护负责阳性病区的病人，有症状的居家休息。但在一些医院里，比如一位北京三甲医院的急诊医生和另一家北京三甲医院的肾内科医生，她们都正在发烧，但也正在岗位上。有些医院设置居家隔离假，不扣工资。一位医生听说感染后请假要扣 “存休”，很淡然地说：“扣吧，我过去一年都快攒了一个月的存休了。” 那位浙江县城的医生裴浩东说，他从 2018 年到现在五年没有休息过一天，在未来几个月，他预计也不会休息。

共识正在建立：对院感的态度从 “杜绝” 变为 “延缓”。政策放开前，医院目标普遍是 “医护人员零感染”，院感是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的严重事故。医护人员对此都战战兢兢。现在，情况变化了，正如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该院疫情防控工作会议所说，“今天我们在医院做的一切（防护措施），就是希望医院感染速度比社区感染更加慢一点”。不少医护人员都为此松了一口气——为他们自己，也为在过去因为种种限制被拒之门外的患者。一位浙江省县城二甲医院的医生说：“和过去三年一例确诊就全院核酸、消杀的紧张相比，心理压力小多了。” 多家医院不再如此，改为发现后及时消杀，不停诊。

为降低医护人员的感染速度，医院在每一个细节上努力。有医院规定行政人员和临床医护错峰吃饭，食堂四人桌必须对角坐，避免脸对脸。一家医院发起防护用品穿脱考核，院感科医生对每个人提交的视频看得格外细，特别是摘 N95 时口罩带不能弹，避免绷起气溶胶。

“院感都是这样琐碎的小事。” 一位不愿具名的权威感染防控专家说。他举例医院保洁一般只用消毒水泡拖把，并且把患者病房区域和医护办公区域混在一起拖。国内只有为数不多的医院，比如杭州的一家三甲医院可以把抹布、墩布清洗消毒细节做到极致。从七八年前就要求保洁把拖把头拆卸后放入高温洗衣机，90 度水清洗烘干，用于感染防控要求最严格的 ICU、烧伤科等处。他觉得理想情况下，所有医院都应该如此。

医院内部的空气循环也是极其重要但容易被忽视的因素。这位专家提到，国内大多数医院是通自然风，多种方向气流搅在一起。理想状态下，收治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医院应安装新风系统：外部空气进医院时先经过过滤，再由排风系统送出。病人床头有抽风端，呼出的气直接抽走，形成单向气流。呼吸道传染病区要求新风换气次数不低于一小时 6 次。良好的通风系统、呼吸洁净的空气，能弥补口罩和脸型不匹配或佩戴不规范带来的感染隐患。他认为目前大多数医院做不到这一点，除了理念不到位，也有多方面负担，他估算一个 300 张病床的旧楼改造新风系统估计要停工半年。

在迎接高峰的前夜，那位浙江县城医院医生裴浩东焦虑得整夜无眠；但也有基层医生松了口气，不用全员核酸了。

面对未来一定会出现的压力，一些医护表现出一定的信心。一位上海三甲医院医生的底气来自医院提早准备好的防护服、隔离衣和口罩，“管够，特别够，差不多管 6000 人半年或者更多”。上述海南三甲妇产医院在政策放开前一两周采买到大量儿童退烧药。他们还准备了多种消毒剂，湿巾也分含不含酒精两种。

武汉的一位三甲医院医生肖立是本次采访中唯一认为 “最难时刻已经过去了” 的人。

12 月 8 日，“新十条” 落地第二天，肖立感染了新冠病毒。接受采访时他正在发烧，声音在电话那头听起来很虚弱。但他并不慌张。放开后的感染高峰，他和同事们早已聚在一起谈论多次。三年前，这座城市的医生比其他人经历过更多。

2020 年初，肖立就感染过一次新冠病毒。那次他住院 10 天，经历了高烧，呼吸困难，肺部 CT 显示下呼吸道出现问题，成了 “病毒肺”。他康复了，但他的一些同仁没有，他不愿回忆更多。

如今他所在医院的发热门诊要排队 4 小时以上，但大家 “现在看起来都还能坚持”。近三年前的危急时刻，发热门诊的队伍里的病人会突然一头栽倒在地。院领导说，隔离衣、面屏和 N95 管够一个月，而第一次面对新冠病毒时，他们用泳镜当护目镜、黄色垃圾袋当鞋套。

一位浙江的医生感受现状：“还是风平浪静。” 但他知道，也在等待。与此同时，有些医生已经处境艰难，一位北京的急诊医生说，现在，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紧张，病人总比床位多，同事们接连感染，但 “只要还能站起来，就要上岗。” 她和她的同事正在挑战自身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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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之后，又一场硬仗开始了

政策放开一周后，有几家北京知名三甲医院门诊反而变得冷清。积水潭医院每个收费窗口前只有两个人，大厅显得空旷。导诊人员推测是因为 “病人都不敢来了”。更关键的原因可能是医护大批感染后不得不停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一位导诊人员委婉地说：“现在这种情况，（停诊）能是为什么呢？” 她说各科室都有医生感染居家休息。肿瘤化疗科 14 至 16 日本应有 6 位医生出诊，挂号系统目前只有两位。

多家北京的医院发热门诊超常拥挤。挤满患者及家属后，过道仅能容下单人通行。在北京协和医院发热门诊，三四十位患者静静坐着或躺着，他们大多上了年纪，自带轮椅或在临时的行军床上输液。一位轮椅上的老人挤在人堆中睡着，头戴的透明防护面屏上满是雾气。一张床停在楼道转角处，家属用胳膊护住老人的腿脚，避免被路过的人碰到。不时有人匆匆推开门问 “有药吗？”

药物储备也非常紧张。北京协和医院的发热门诊的导诊台上印着 “本院已无泰诺、泰诺林” 的告示被撕得只剩半张，旁边新贴的告示实时更新着药物的最新消息，“本院无泰诺、泰诺林、惠菲宁、双黄连。本院无连花清瘟”，后面用马克笔又添上 “棕桉，沐舒坦”，这两种止咳化痰的药也暂时告急。14 日晚，医生不断对询问的病患重复：只剩一种退烧药乐松，不确定什么时候会用完。至少有 3 家北京三甲医院在过去一周出现过退烧药全部用完的情况，其中一家 14 日补到货，之前一度连静脉退烧药都用完了。这家医院的一位医生感到非常无奈，“难道发烧的病人都用物理降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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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某医院药房，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一家上海社区医院正在经历药物紧缺。政策放开后，这家社区医院的药师董斌开的处方量从每天 800 张变成 1300 多张。1 张处方过去一般开一两周的药量，如今居民们请求他，“医生，开一个月的吧？” 一位六十岁的女性拿着全家 6 个人的医保卡开了 12 张处方，配药的塑料小篮子装了 10 个。止咳药水一个人最多一次开四瓶，她就都开到最多的量。这不是个例。董斌对药物挤兑相当担忧，“没有病的人都去囤药，真正感冒的人就没有药了。”12 月 9 日，董斌记得，退烧药泰诺对乙酰氨基酚售空。12 日，另一款退烧药布洛芬售空。库房的人告诉他，药厂到了饱和状态，现在各级医院进药平台上下单也需要抢。

与此同时，天津一家三甲医院遇到四五起医疗纠纷，都是高龄住院病人在医院被感染阳性，家属要求赔偿。后来事件平息了，病患家属也在努力理解眼下正在发生什么。一位医院员工说，“他们看明白了，在哪里都能得”。

这家医院专供阳性住院患者的 “红区” 不断扩大，但感染的速度也十分快。一个 40-50 人的病区有一半人感染，每个隔离单间都挤着 4、5 个人。20% 的医护也感染了。一位怀孕的护士一直上夜班没人倒替，直到感染了才被替换休息。一位北京三甲医院的急诊医生说，她估计她的医院 80% 的医护感染了阳性，包括她在内的三位体温相对低的医护都在照常上班。北京的一位三甲医院肾内科医生祝颖慧，负责的病房有四五个住院医生，他们管理 28 个病人，现在只有一个医生没感染。平时白天需要 7 位护士、夜班两位护士，最艰难时只剩 3 位全天值守。

在不少医院，医生都随时准备被派往亟需人手的地方。那位武汉三甲医院的医生肖立说，“现在感觉大部分医生都做了全科医生”。他所在的医院，医生分批去发热门诊支援，感染了就换一批，再感染了就换下一批。一位北京的急诊医生苦恼，人不是来了就能用，“急诊的工作特殊，一般的支援大夫来了也干不了。” 上述天津三甲医院的行政员工，如今也被培训上岗测抗原。

周一，北京海淀医院的拿药窗口贴出一张纸：全体药师带病上岗，请宽容对待。在首都儿科研究所发热门诊，一位年轻的父亲刚进诊室就怒吼：“我们等了两个半小时，现在又让我们去急诊！” 他怀里的孩子发烧 38 度伴随莫名出血，脸上那枚小小的 N95 口罩摘下来，里面全被血水和哈气混合浸成淡红色。忙碌不停的门诊医生感到无奈。

气氛最焦灼的可能是急诊部门。北京多家三甲医院急诊面临 “缺人、缺床、缺设备” 的困境。在其中一家医院的急诊病区，一位导诊疲惫地对焦虑的患者家属说 “现在来了只能躺地上”，而且 “没有多余的监测仪器了”。急诊楼一楼 40 平方米左右的空间挤着约十张床和五个轮椅。行李包袱在门口堆成半人高的小山。一位上了年纪的病患家属坐在门口地上，她等了一整个白天，还没有为亲属排到床位。

另一家北京三甲医院急诊科医生梁雪涛说，“现在的状况只能用惨烈来形容”。她曾以为急诊室 20 张床睡满已经是极限，但 5 张临时床也很快睡满了。有一天刚送来的病人看着撑不到转移至下一个医院了，她不得不押了两张 120 救护车里的病床，“得病人自己花钱，一个小时 200 块钱” 。

梁雪涛说：“每天埋头干的事情可能就只是努力，让病人维持生命体征。” 她希望有时间和体力去为患者 “做细致的观察和调整”，但当下很难实现。

每一天，梁雪涛要接触 100 多位急诊病人，最近大多数是老年人，还有一些重症青年。他们的基础病各种各样，她当下开的诊断，“只能写原发病，一般连病毒性肺炎也不会写，很多重症来了，连 CT 都无法做，是不能诊断的。”。12 月 14 日，她以为同时收治 30 个病人是极限，可仍然不是。再来的病人，没有床位只好垫了被子躺在地上抢救，拿除颤仪当监护仪使用。她无法想象真正的 “极限”。这天她和同事工作一整夜。15 日，她所在急诊死亡 10 人。“老年人真是很最危险的群体。第一批社会感染的年轻人把病毒带回家里，导致老人感染，最近才逐渐显现出来，而后续会有一个高峰。” 她说。一天后，梁雪涛也因为发烧加剧暂停工作，低烧不止，嗓子发不出声音。急诊正常应该有 6-8 名医生，目前只剩一半，她担心随时停诊，在等待医院内部支援的同时，她希望自己和同事快点好转返岗。

医院回归本职：在有限的资源里，判断生命的轻重缓急

“院内感染是板上钉钉的事。” 既然如此，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呼吸科主任医师在回复的文字里重申了一遍医院的宗旨——“保证危重者能得到救治。”

在过去三年，院感一旦发生，立即停诊消杀是常规操作。如今，情况变化了，医生可以按实际情况做判断、做选择。上周末在广州中山医院，一名患者术后不久就确诊了阳性，护士们于是穿着防护服为患者拆引流管、查体。郑州大学附属医院，一台紧张的手术正在进行，突然，执刀的教授收到自己 “确诊阳性” 的通知。他犹豫了片刻，决定继续。他知道比起新冠，有些病人更畏惧什么。

为提高工作效率，包括华山感染在内的一些医院开始建议一般病区的医护人员脱掉防护服。一位上海社区医院的职工说，“新十条” 后，很多同事脱掉了白色的全身防护服，换成了蓝色隔离服。西安交大一附属医院的手术科医生说，最近上手术台，如果明确是阳性患者才穿防护服。

目标是明确的：医院内部的感染速度要比社区感染的速度慢。但一线医护心里清楚，感染迟早会发生，只能尽力而为。

北京一家三甲医院肾内科，截至 12 月 15 日，医生祝颖慧已带病工作了 6 天，值了两个 24 小时的班，4 个晚班单独给阳性病人做透析。

肾内科的血透室最需规律治疗，一旦停摆，病人要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透析病人很难排尿，每天吃喝的水攒在体内，如果不每周定期做几次血透，容易导致心肺功能衰竭。一旦引发高钾血症，很可能心脏骤停，“一下子人就没了”。祝颖慧无法下班，因为患者无法接受血透室停诊的代价。

祝颖慧负责的血透室原先的两名医生都 “倒下” 了，她和另一个同事在支援。她听说，有的医院因为医护减员，已经把血透频率从一周三次缩到两次，但她的科室仍然在坚持正常运转。

高烧让她身体发冷，她披一件棉坎肩，又裹上外出的棉服还是冷到打颤。她全身疼痛，坐不住，还在值班室呕吐了，吐完又自己当医疗垃圾收拾掉。她烧到意识模糊还在工作，清醒过来觉得后怕，“我浑身抖成那样，大抢救可能很难完成。” 她说。为了不犯错，她平常可以直接同步处理两三件事，高烧时必须每件小事都用纸记下来。原本 1 个小时能写完的病历花了两个小时。注射药物剂量平常熟练于心，那天要跟护士重复两三遍，生怕弄错。她所在科室的护士长，感染后高烧 39 度以上，“浑身抖得跟筛糠一样”，还同时照顾 5 个病人，完成一整套复杂的上下透析机操作，直到晚上 10 点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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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在为阳性患者操作透析机，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医院正回归它的本职工作：在有限的资源里判断生命的轻重缓急。

医护们常说急诊科像 “流水”，既指急诊室的医生护士 24 小时不停歇，也指急诊室本身是一个分流场所。

“不能出，就意味着无法入。” 梁雪涛医生说。她每天接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讨论病人去向。

她自己，是 “一个阳管一群重症阳”。每天她接触 100 多位急诊患者，最后能收治的只有 5-8 位，还是在床位流动的前提下。

梁雪涛要不断做艰难的选择，作为一个医生她也为此煎熬不安。她没有同意一个卧床的消化道出血的老人继续住院，治疗后还算平稳，直接让她出院。“我们要把仅有的一张床留给夜班随时会来的更重的病人。不能不留后路。” 她还劝走了一个肺占位的病人，他的左肺肿瘤已经长到胸膜上，胸痛明显，需要尽快住院治疗。可当时，呼吸科已经没有空床。最后，她只能劝患者儿子带他去其他医院，“我劝了很久，只是想让自己的理由听起来合理一点。” 她说。

那天直到梁雪涛下班，抢救室才腾出一张床位，它被留给了一位咳血的老人，他在等到休克时才转到那张床位上。梁雪涛自责，“但我也尽力了。”

12 月 6 日傍晚，梁雪涛劝走了一位肝硬化趋于稳定的 70 岁患者。患者的女儿恳求她，让自己的母亲再住一两天，可能下一次需要入院时就更难找到一个床位了。梁雪涛很被这位家属触动，可她不敢动摇，“痛心一阵子就得投入下个患者”。

为了防止住院部的感染蔓延，裴浩东所在的浙江那家县城医院住院部实行 “闭环管理”，病人家属只进不出。争执是日常。一天，一位 50 岁上下、穿着黑夹克的中年男子在住院部门口喊：“为什么我家里人快死了，我不能看一眼？”“你们这群人不干人事，没良心！”

收治在裴浩东手下的病人有不少肿瘤晚期的患者，家属送来时往往会问一句 “还能活多久”。这些患者一旦感染新冠，命悬一线。那天，一位护士感到委屈，回了一句 “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结果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被狂骂。” 裴浩东回忆。

一位 69 岁的胃早癌患者原计划两周后做切除手术，女儿担心父亲在无法打疫苗的情况下，感染新冠，加重病情。裴浩东曾建议他们 “在确诊高峰期到来前，尽早做手术”，让患者家属自己做选择。“我不敢跟病人说得太死，因为我也不知道事情会怎么进展。” 他说。

相应地，急诊科医生梁雪涛接到了比往常更多的患者投诉。一位六七十岁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从外地来北京看病，家属已经联系好病床，但患者漏了一天的核酸，梁雪涛只能把他收治在异地医保不能报销的急诊留观区域里。家属举着手机，冲着她录像，投诉到了医院和 12345。

“这种状况是我们必须面对和承受的。我们可以牺牲，可以奉献。” 梁雪涛说，“但是医护承担的这一切，是需要得到全社会认可和尊重的。”

“国外进入后疫情时代，但我们刚刚进入大疫情时代”

上海的医生郑源上周从家里搬了出来，怕自己感染后传给两个孩子。他形容新冠病毒，已经 “从一个杀伤力极强的恶魔，变成一个潜伏在大家身边、飘来飘去的幽灵。”

新冠三年，医护人员曾在极端危险、疲惫、高压的情况下勉力工作，展现出崇高的职业精神，也付出过沉重的代价。面对即将到来或者已经到来的高峰期，过去一周，许多医院的院长都在激励、动员职工们。可真实的压力依然是医护个体承担，他们要继续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挑战自身的极限。

放开政策下达后的头几个夜里，焦虑得无法入眠的裴浩东医生说，他不怕感染，但害怕反复感染。几位临时招聘来的护士告诉裴浩东，未来阳性病人增多时，如果医院没有足够的保护措施，她们会考虑辞职。

在这座县城，过去三年的新冠确诊数为个位数，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未来将面对什么。医院早在疫情第二年，就把一栋废弃的大楼一层改建成发热门诊，足有 1000 多平方米。但是医院里根本没有医生能坐诊，“基本上空在那里”。当有人走进发热门诊，医院只能先让病人在原地等待，然后临时派个医生，穿个防护服过去。

这三年里，裴浩东除了每天在医院看病救治，为病人做肠镜、胃镜外，有时要去核酸采样，还有时需要作为 “保障人员”，陪同一些基层干部上门给老年人推广打疫苗。所谓的保障人员，只做一件事——在推广疫苗时解答一下哪些人群属于禁忌人群，“但基本上 99% 的人我们都会说可以打”。

在一个同行微信群里，裴浩东看到隔壁县城的同行说，他的单位今天开会取消了核酸，还提出了高难度的任务：让医务人员分批次感染。“但没指导怎么分批次。” 一位医生说。

那些已经接近感染高峰期的医院，同事之间的话语都变得紧迫——“病房医生也快失守了，要顶上”“我们是在守我们的阵地”、“病人太多了，如果能动，肯定要去。” 在一些大学医院，连尚未毕业的医学生们也比往年更早开始了高强度工作。一些学生希望争取更多权利保障，比如休息、感染后有药吃以及相应的实习工资等。

北京一位三甲医院的医生回忆起过去三年，深深感到个人力量渺小，“想说点什么，又觉得什么都没必要说。忧心忡忡，又无能为力。” 他记得防护服湿透了、黏糊糊贴在身上，没有衣服替换、也无人手替换的无奈感觉。

“如果新冠跟流感一样了，我们不可能一辈子防着，一直去限制医护的身体状态。” 上述海南三甲妇产医院院感科医生赵蕾说，防新冠院感的目标要从本质上改变，跟国家对疾病的定义有关。截至 12 月 13 日，赵蕾医院的院感目标没变，还是 “两个零”：保证医务人员零感染、院内零感染。她理解妇产医院是特殊的，需要更谨慎对待。

作为院感科医生，她格外关注的细节依然是怎么严格地、有技巧地佩戴口罩。三年来，她练就一套自己的手法：头戴式 N95，先脱上面那根带子，往下拉直但不绷紧，再用另一手去脱下面的带子，确保过程轻柔。这位很擅长摘口罩的医生，最大的心愿是能早日 “出门脱口罩”，获得充足的休息和出门旅行。

那位不愿具名的权威感染防控专家认为，最重要的是做好医护的心理建设，做好动员。“这场硬仗才刚开始。至少要做未来半年甚至一年的长期准备，随着新的变异株进来，可能会不断发生院感。” 他说，“国外的疫情已经相对稳定了，进入后疫情时代，但我们刚刚进入大疫情时代。”

“疲劳是医护最大的敌人”

12 月 15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介绍，当前，疫情防控的工作重心从防控感染转到医疗救治。

发布会尤其提到，返乡潮即将来临，基层医疗面临较大压力，“我们主要是依托现有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分级诊疗方案》中，希望让家庭医生成为社区首诊的主要渠道，分散医院人流。

最新政策也提到了要发挥互联网医疗的作用。微医平台 12 月初的日均数据，比 11 月高出了 60%。

各级一线医护人员，正再一次调动起他们黄金般的意志，应付艰难的时刻。

余芳芳是浙江一座二线城市的社区医生，1100 多位居民的 “家庭医生”，也是怀胎 6 个月的准母亲。她身上有那种你在医生身上经常见到的平静。她说，“希望自己能在岗位上站到站不住（要生了）的最后一刻。”为什么？她笑着说：“因为我周围的人都很肯干啊。”

医生裴浩东所在的浙江县级医院领导在群里发来了最新动员口号， 5 个 “全”：“6 月份前，要做到全体人员、全勤在岗、全员寄宿、全程无休、全力以赴的最艰难的战时医疗状态”。

天津一位医院院长朴素地鼓励员工：“大家都有阳的时候，等你阳了也让你回去休息，现在能多干点就多干点。”

张文宏在发言中这么宽慰医院的同仁：“这次已经和武汉那时候不一样了，在医院不感染也会在外面感染……现在最安全的地方其实是医院，大家在社区感染的可能性更大，因为除了我们五号楼（专门的感染病区）有阳性，其他患者都是做了核酸进来的。”

北京一所三甲医院的副院长说，希望患者要尽量体恤医护，如果所有感染者都来医院，“医院硬扛是扛不过去的。医院不可能把所有活都扛下来。”

“医生下不了班是很大的问题。” 这位副院长说。他认为，政府应该抓紧时间推行分级诊疗，减少非必要去医院的患者。“这是个系统的问题。” 他反复警示，“疲劳是医护最大的敌人。”

梁雪涛当急诊医生 10 多年，她觉得，眼下是最难的时候。最近她会在过去读过的中国历史书里，寻找力量，“人类就是这样，每隔一二十年都会面对残酷的问题，我们只能做到自己所能做的最好。”

梁雪涛的同事还在急诊室忙碌，等待支援、等待感染的同事返岗。她自己在嗓子彻底无法发出声音后暂时撤离了岗位。她也是两个不到 10 岁孩子的母亲，过去一周，他们都感染了，发烧到 40 度。这天晚上，孩子抱着一瓶冰镇的水溶 C 睡着了。“希望明天都能好起来”。她在朋友圈写道。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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