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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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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s要点速读：

1、我们团队预测，到2025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3700美元，到2027年人均GDP达将到15700美元。预计高收入国家门槛值每年增加200美金，到2025年，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将在1.4万美金左右的水平。因此，中国大概率会在2025年到2027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未来五年是突破修昔底德陷阱危险期，也是扭转不平衡、不对称博弈的关键期。2015年，中国GDP达到美国GDP的60%，中美大国冲突竞争全面拉开帷幕；2019年中国GDP达到美国GDP的66.8%；2020年达到70%；2021年达到创历史新高的76.1%。

正文：

首先，未来五年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五年。2021年，中国人均GDP 为12551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门槛值——1.3万美元只差500美元。因此，只要中国经济增速稳定地比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快零点几个百分点，就能够在2025年到2027年的阶段稳定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团队预测，到2025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3700美元，到2027年人均GDP达将到15700美元。预计高收入国家门槛值每年增加200美金，到2025年，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将在1.4万美金左右的水平。因此，中国大概率会在2025年到2027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最新公布和今年预测的数据，疫情三年平均增长速度在4.7%，与我们原来所假设的5.5%有很大差异。尤其是在2035年，要达到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按不变价格计算，GDP增量和人均GDP再翻一番。那么，2020-2035年中国平均增长速度要达到4.83%，在“十四五”期间以及2022年-2027年这个时间段，平均增速要达到5.5%左右。明年GDP增长速度能否超过5.5%，同时到2024年、2025年能否达到5.5%-6%的增速，考验的实际是整个经济发展的模式和动能。

发展经济学高度重视中等收入陷阱，因为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是一个国家经济制度更为成熟、经济运行体系更为稳定、经济增长动能更为常态化的标志。相反，如果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政治生态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就不会出现，就会出现像拉美那样危机和兴衰的交替现象。

第二，未来五年是突破修昔底德陷阱危险期，也是扭转不平衡、不对称博弈的关键期。2015年，中国GDP达到美国GDP的60%，中美大国冲突竞争全面拉开帷幕；2019年中国GDP达到美国GDP的66.8%；2020年达到70%；2021年达到创历史新高的76.1%。平均来看，2015年-2019年，中国占美国GDP比重每年提升1.4个百分点；过去三年每年提升4.6个百分点，是一个加速赶超的过程。

2022年前三季度中国占美国GDP的比重回落了差不多9个百分点，仅为68.3%，因为中国实际增速从2021年的8.4%回落到今年的3.2%左右（名义增长速度6%左右），而美国今年的实际增长速度在2%点多，但名义增长速度是9.0%。也就是说，美国今年名义GDP增速超过中国三个百分点，再加上到目前为止人民币贬值8.8%左右。由此来看，未来中美之间的博弈不会一马平川，中美之间GDP的总量也不是简单的直线上升，其中会有曲折。当然我们坚信，到明年，中国占美国GDP比重会全面回升，预计明年中国GDP增长速度会达到5.5%左右。多个国际团队预测美国明年GDP增长速度基本在0.8%的水平。按照这样的预测，假设人民币币值稳定，明年中国会达到美国GDP的73%；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5%，该比重会重新回到76%的水平。

一般认为，85%是大国博弈的一条分界线。一旦新兴崛起的大国GDP超过守成大国的85%，大国博弈基本上就从不对称的博弈转换成对称博弈，新兴大国将迫使守成大国从传统的单边霸凌模式，向共荣状态进行转变。而这个阶段恰恰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擦枪走火的高发期，也是一个危险期。

预计2022年-2027年，中国GDP将从美国GDP的70%左右上升到85%左右，这将是冲突高发的核心的阶段。如果中国在这几年能够扛住美国的各种压制，将会在2027年、2028年左右全面迫使美国战略的调整。今年10月，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对于中美经济形势的新的评估认为，按现行汇价测算，2028年左右中国GDP总量有可能超越美国GDP总量。他们也确定，未来十年是中美博弈，特别是美国遏制中国的窗口期。

第三，未来五年是突破李约瑟之迷，“卡脖子”问题全面突破的关键期。中国在一些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布局上，并非是从中兴事件和华为事件后开始的，2002年中国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2009年国家系统制定新型战略性产业规划，2012年全面出台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2015年制定中国智造2025年规划。这二十年完成了一个初步的技术进步周期。未来几年将是一个对科学技术的可行性、产业的可行性、市场的可行性的大检验期。在美国进行产业链、供应链全面布局之后，国内大循环是否还能够高效运转，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得到全面检验。

第四，未来几年是全面以实体经济发展，以高端制造业发展为核心的关键期，也就是学术上讲的突破鲍莫尔成本病的关键时期。随着一国GDP不断扩大，财富不断积累，非贸易品和一些传统的服务业的成本上升，大量的劳动和资源要向服务业这些劳动效率更低下的部门集聚，从而导致生产效率下降，同时伴随着非贸易品的快速提升和贸易品产业的空心化、泡沫化的现象出现。因此，如何在战略制定上突破鲍莫尔成本病就显得非常重要。

大国崛起首先要建立适应新形势的、新的激励相融体系。二是我们能够集众智来形成真正的战略，能够处理国内与国际，国有与民营，地方与政府，实体与虚拟之间的几大战略关系。这恰恰需要我们在一些关键领域进行改革。根据我们团队的研究，要素市场的改革能够使中国潜在增长速度提升两到三个百分点。中国TFP贡献程度能不能达到美国60%-80%的水平，实际上取决于我们在关键领域的改革。

未来我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各种外部挑战，更大的挑战来自于内部利益结构重构，来源于智慧的重新凝练，来源于一些系统性风险的化解。因此，未来五年是我们要把握的关键五年。

（整理自刘元春于2022年12月28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网易财经智库（微信公号：wyyjj163）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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